一、大明改制，伟大的总设计师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明太祖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太祖感慨的说，蒙元亡于宽，等我坐天下，必以严治国。历朝历代的改制，都是如此，救前朝之弊，有所损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王朝的一套制度。汉亡于豪强和士族门阀，于是隋唐以武抑文正规股票杠杆平台，以佛攻儒。隋唐亡于武装割据和文化混乱。于是，宋朝在隋唐的基础上，抑制武官，并且又重新复兴儒家道统。宋朝以文抑武，因为国弱，亡于兵祸。接下来的蒙元，矫枉过正，以军事同盟利益共同体立国，并一度废除科举，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汉人士大夫纷纷下岗失业，只好写戏曲解闷。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就意味着放弃农业税。税收乃立国之本，放弃了农业税的话，蒙元靠什么养活国家机器呢？蒙古人脑洞清奇，居然想到任用色目人为官，控制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完全以商业税来支撑整个国家。蒙元的改制，让整个国家，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免收农业税，地主财阀等资本家依靠税收优势，迅速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元明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的噩梦。明太祖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饿死，这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家庭命运的缩影。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在皇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想的不是去救济那些饥饿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蛮夷们开展贸易，去追逐更多的财富。
显然，在明太祖看来，蒙元的统治，太可怕了。他必须得把这一套都扳过来才行。首先，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从而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把帝国的税收，重新以农业税为本。第三，之前蒙元时期的老百姓太苦了，所以明太祖爱民心切，虽然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因为蒙元不征收农业税，所以和蒙元无法比较农业税的税率。第四，给官僚体系降薪。在明太祖看来，农民种地那么辛苦，而当官的又不用干辛苦的体力活，生活得还比农民优越那么多，所以给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官绅不纳粮。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因为实行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整个国家机器统治阶层的内部，现金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第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嗜钱如命。哪怕被剥了皮，哪怕一次杀几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贪官前赴后继的冒死贪腐。明朝的公务员，视财如命的程度，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越稀缺的东西，越被人追逐。国家财政越没钱，官员就越不择手段的去捞钱。明太祖应该是历史上最疼爱老百姓的皇帝，他太爱老百姓了，所以不忍心加税。为了让老百姓少交税，明太祖还制定军户制度，让军人不打仗的时候自己种地，打仗的时候吃自己种的粮食。可见，明太祖为了爱惜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减负，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因为对老百姓爱的太深，官僚集团觉得，打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甚至视为仇寇，不共戴天。公务员们，受够了在他们看来官不聊生的日子，在官僚集团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他们密谋造反，企图打倒阻碍他们过上荣华富贵日子的明太祖。在胡惟庸案中，明太祖始终不肯相信，李善长会反他，会跟着胡惟庸那种人一起走。结果事实表明，李善长不仅知道胡惟庸造反的事，而且还一直隐瞒着明太祖。手握帝国重兵的李善长，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杀胡惟庸，太祖比较解恨。但是杀李善长，让他十分揪心和痛苦。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一切都是因为钱。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在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集结几万人，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令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去掉官僚系统的中枢，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后来，朱棣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皇帝在看上面看着下面的官僚集团党争内斗，像耍猴一样分化官僚集团。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在最开始，太祖只是让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互相制衡。后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战胜了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两大集团都遭到了削弱。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胡惟庸之事，对明太祖的震动非常巨大。一是参与人员之广，几乎遍及整个官僚系统。二是胡惟庸利用庞大的组织网络，把皇帝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为了改变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中的不利局面，在杀掉胡惟庸逆贼集团之后，明太祖建立了锦衣卫，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锦衣卫并不是太监，而是由皇帝的禁卫军所改组成的军事组织。锦衣卫的卫字卫的是谁呢？卫的是皇帝，只有皇帝不被官僚集团打倒，他才能保护老百姓不受压迫。锦衣卫的敌人是谁呢？是整个官僚集团。明太祖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这并不仅仅是反腐斗争，实际上是战争行为。不过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不同，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皇帝看来，和劳苦大众相比，明朝的官吏，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为什么还不满足？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太过于荣华富贵了，老百姓就会受苦。所以我一方面提倡你们和我一样艰苦朴素。另一方面，我得阻止你们，鱼肉百姓。在官僚集团看来，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过的太好了，我们就会受苦。我们之所以跟着你打天下，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们不想跟着你艰苦朴素，继续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我们想过养尊处优的日子，想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皇帝你一个人艰苦朴素与民同乐去吧，不要挡着我们飞黄腾达的道路。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光艰苦朴素是不行的，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皇帝想赚钱，官僚集团们也想赚钱。过日子，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解决问题，也必须得回到怎么赚钱上面来。怎么才能赚大钱呢？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控制全球贸易。二、郑和下西洋，明朝巨型国企主导下的全球化贸易之路朝廷控制全球贸易的战略思路是，设立海禁，严打走私。建设强大的海军，成立巨型国际贸易企业，以海洋霸权为基础，垄断海上贸易。通过大型国企从海上贸易中赚钱，来补贴国家财政。官僚集团的思路是，勾结夷狄，勾结国内资本家，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走私为贸易形式，共同反对国企垄断和对抗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对民营商业活动的抑制。后世关于郑和下西洋，众说纷纭。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维系朝贡体系。
甚至还有人说，是朱棣心里有鬼，为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赚大钱的目的。然而，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这严重的破坏了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不甘心，他们要反抗。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北边有鞑靼，南边有安南缅甸，东边有倭寇。这一系列战争，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做局者，是国内的官僚集团。而国内的资本家和国外犯边的夷狄，实际上都只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尤其是倭寇，更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挡人财路，杀人父母。当年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现在，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机会终于到了，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缔结起来的复合利益集团，联手控制了当时的海上贸易。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刘大夏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这些被匿藏的造船、军事、航海技术档案，都去了哪里呢？答案是，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因为洋人是他们的运输队，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先是毁掉了帝国的海洋霸权，接着再把核心技术，打着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都输出给了夷狄。这便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军事技术出现跨越式革命的根源。肢解宝船船队，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只是消灭帝国的海洋霸权，官僚集团依然觉得不踏实，他们要谋划下一场更大的胜利：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三、官僚集团，土木堡之变的策划者和最大赢家为什么在控制海上贸易之后，一定要接着摧毁帝国的陆上霸权呢？因为皇帝可以利用军队，打击走私活动。这会严重损害官僚集团所主导的那个利益复合体的利益。怎样才能摧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帝国的陆上霸权呢？我们先来分析下战争双方的实力与力量组成结构。在皇帝阵营这边，也就是我方，由皇帝、锦衣卫、太监、皇帝嫡系军队、老百姓所组成。我方的战略诉求是，天下太平，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关于明朝的阉党，也就是太监，这里要讲讲。前面说了，锦衣卫并非太监，而是皇帝的禁卫军所组成的监察机构。到了明成祖时期，成祖靠谋逆上位，所以他的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一方面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锦衣卫。另一方面，他要做到绝对的控制。而锦衣卫因为不是太监，不能入内宫，不能随喊随到，这让他感到不安全。所以才设立了东厂这个太监机构。太监和锦衣卫一样，都是皇帝用来控制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和组织，也是对皇帝最忠心的人。所谓太监，太，极致的意思，直接受命于皇帝，体现着最高的权威。监，监察的意思。监谁呢？当然是监察官僚集团。后世太监被丑化，是因为太监是官僚集团最痛恨的一个组织。官僚集团掌握了舆论和媒体，自然要极力丑化他们最憎恶的敌人。他们不仅丑化太监，还丑化明朝所有的皇帝。实际上，明朝的皇帝和明朝的太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卑鄙无耻。真正卑鄙无耻的，是官僚集团的那些人。敌方，由文官集团、非皇帝嫡系武官集团、夷狄、资本家们所组成。
敌方的战略诉求是：资本。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谁阻挡他们赚钱发财，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什么精神呢？对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设计这个局，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因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他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让资本家们无法和北方的夷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官僚集团总是担心，这支武装力量，早晚会南下，打击他们的海上走私贸易。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史书上说，明英宗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实际上，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讲几句话，皇帝一时兴起就决心北伐，而是大背景使然。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但是明英宗决定北伐这件事，他对自己的敌人，认识得不够充分，准备的也更加的不够充分。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而天真的明英宗认为，他的敌人只是蒙古人，以强大的明军，消灭那点蒙古人不过就是吃盘点心。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成为一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见明军彻底失去士气，也先带领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而在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他们有能力救援，也有能力从也先的后方发动攻击。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边军也是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参与者，蒙古人是他们的盟友。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能够全胜北方的蛮夷。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军备不如蛮夷，而是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军队，和北方的蛮夷是盟友关系，并非敌我关系。同为走私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队，和蛮夷军队打仗，只是表面上演双簧给皇帝看，顺便再养寇自重多骗点皇帝的钱。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可能会真打呢。前后土木堡之变，后有萨尔浒之战，都是同样的套路。官僚集团借蛮夷的军事白手套，来消灭帝国的军事力量。蛮夷和他们是友军，皇帝才是他们的敌人。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真的是敌人太强大吗？根本不是。不论是也先，还是努尔哈赤，还是倭寇，还是葡萄牙人，实际上都不堪一击。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敌人不在境外，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官僚集团。在敌我都不分的情况下，并且敌人的首脑还处在自己的心脏。我们的一切，敌人都知道。敌人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沿着官僚集团设计好的陷阱一步步跳下去，去指定好的猎场成为蛮夷的猎物。这样去打仗，跟送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官僚集团，在明朝当兵太惨了。明英宗，是大明帝国由盛转弱的转折点。他对官僚集团，一连输了两场。先是输掉了海上霸权，接着又输掉了陆上霸权。在土木堡之后，明英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他不甘心，他复辟了，他杀了一些人。可是，为时已晚。官僚集团通过周密设计的阴谋，以很小的代价，接管了一切。主席评价《明史》说，看《明史》令人生气。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并不是。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嫌皇帝碍事，干脆直接不带皇帝一起玩了。官员开会，不准皇帝参加会议这种事，不仅明朝有，其他朝代也有。四、皇权衰落，疯狂的抗税，海盗，走私，官倒与军倒，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他们不再忍气吞声。他们开始公开地表达对皇权的敌意：凡是朝廷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在控制了军队之后，他们又控制了媒体和舆论。他们以同乡会等形式，培植党羽。他们设计各种套路，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他们不停的要挟皇帝诛杀太监，而皇帝却不得不听。他们不停的策动边患战争，养寇自重，来跟皇帝骗钱，而皇帝也只能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有了钱，就自然会有文人们给他们摇旗呐喊。王阳明，李贽们，为文官集团，扳倒了孔孟，瓦解了支撑皇帝威权的道统基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狂飙的年代。等这一切都做完了。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是捞钱。怎么捞钱呢？这同样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关键词，则是减税。官僚集团宣扬说，征税本身就是苛政，只有不征税才是仁政。要藏富于民，不能与民争利。老百姓一听，是啊，减税真好，大家都可以少交钱了。然后跟着一起吆喝，减税，减税，减税。老百姓虽然在利益上，是站在皇帝阵营那边的。但是，在心智上，他们太容易被蛊惑。他们缺乏辨别阴谋的智慧，也缺乏辨别敌我的能力。真正对他们好的人，他们会跟着敌人一起骂。真正害他们的人，他们却认为是在救他们。老百姓在缺乏战争教育的情况下，总会做出来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所以，要动员老百姓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参与战斗，必须得先能控制媒体和舆论才行。必须得先进行战争教育才行。不然，老百姓完全就是敌我不分的盲从者。官僚集团成功煽动了百姓，皇帝迫于道德绑架，只好妥协退让。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税崩溃。税收都去了哪里？去了官僚集团所控制的隐蔽的地税那里。不仅商税，关税都收不到，农业税也崩溃了。为什么农业税也会崩溃呢？前面我们说了，太祖改制，为了表达对官僚集团的爱和体恤，规定官绅不纳粮。于是，很多地主，就把土地投献到官员的名下合法避税。有了政治庇护的地主，通过税收优势，就可以获得经营优势。通过经营优势，就可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税收的崩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穷，二是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而且还以海盗作为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在北方，建奴则类似于倭寇一样，充当了他们在陆上进行走私贸易的白手套。控制了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官僚集团，白手套也都是现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兑现政治红利的时刻。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之决堤，掀起惊天的资本狂潮。这股狂潮，正在把帝国的命运带向可怕的深渊之中。官僚集团，除了自己赚够了钱，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在土木堡之变的三十四年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光芒的照耀下，马丁路德推动了西方猔教改革。新教的诞生，预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中国明代的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全球贸易向全球辐射，所孵化出来的一个怪胎。没有中国的官僚集团摧毁皇权，就没有全球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跨国资本，没有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就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伦理便是这样，以钱为天，而不以天为天，不以皇帝为天，更不会以老百姓为天。这种违背道德的伦理，自古就有。只不过在明代，资本彻底突破了皇权的约束，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五、万历皇帝的最后反击，最终被资本击沉的帝国大明王朝到了这个地步，朝廷方面，国家财政崩溃。社会上，老百姓受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压迫，民不聊生。怎么办呢？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他们决定接受万历的宣战，选择迎战。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那些战争，实际上，都是官僚集团策划出来的，都是他们一手所导演的。要知道，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皇帝。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万历并没有像他的祖先明太祖那样，面对官僚集团打出来一个全面的胜利。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迎接帝国命运的，便是触礁之日的到来。船沉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说，文臣个个都该杀。可见，他比明英宗，更加的天真一些。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明英宗起码能够认识到，他的敌人是谁，虽然他因为轻率，而败于敌人的阴谋诡计，但他起码一直很清醒，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崇祯帝则不然，到船沉之日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在把自己人当敌人，把敌人当自己人。如此敌我不分，想不亡国也难。这场资本与皇权的战争，绵延几百年。不仅作为局内人的崇祯帝感到困惑，为什么敌人一直藏在他的心脏中，他居然到死才明白。一些看热闹的局外人，也更加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敌人死了，为什么要给敌人殉节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们的确很高兴，尤其是他们看着崇祯皇帝赴死的时候，内心里面是那么的幸灾乐祸，是那么的感到莫名的痛快和窃喜。明朝的武将，也是如此，他们投降建奴，投降闯贼，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毫无道德压力。做汉奸做的心安理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伙的。给皇帝卖命，那只是演戏。勾结建奴，养寇自重，搞官倒赚钱，才是硬道理。表面上看，建奴入关，打了下江山。再往下揭开一层会发现，实际上是投降的明军汉奸打下的江山。为什么汉奸会甘心情愿的去给建奴卖命呢？继续往下揭开本质，则是资本使然。是资本的力量，击沉了大明帝国，把帝国的命运带入黑暗世纪。所以大明王朝最深刻的教训是，皇权必须要控制资本。最好的秩序，是皇权对资本的绝对控制。如此一来，天下只有一个天，君明臣贤，上下同欲，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其次，皇权无法控制资本，资本做大，天下出现一国二君二王的局面。官僚集团必然会选择为资本卖命。一国二主，资本僭越皇权，这才是大明王朝的腐败如此深重的根本原因。再次，第三糟糕的秩序，是资本摧毁了皇权。皇权不复，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沦为任资本宰割的羔羊。试想一下，如果胡惟庸当年成功的推翻了明太祖。他的儿子不会因为杀死一个马车夫，跟太祖求情免罪失败，最后还是抵命。显然，如果他造反成功，他的儿子想杀谁就杀谁。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处于无保护状态。第四，最糟糕的秩序。官僚集团以资本之力，摧毁了皇权之后，又不能建立有效的秩序。这样的社会会彻底失去秩序。天下大乱，最后必然是靠军事暴力来建立秩序，所有的人都过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日子。石勒们的胡人政权，蒙元，满清正规股票杠杆平台，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这场皇权对资本的战争，历经两百多年。虽然开局失手，胡惟庸集团被明太祖诛杀殆尽。但是官僚集团，最后还是终于扳倒了皇帝。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等着他们的，却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土木堡之变后的整整五百年，一个湖南人，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多不少，正好五百年。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可见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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